公牛副总：愿和韦德商讨买断 但必须对球队有利

　　德维恩-韦德是否会与公牛达成买断协议，随后加盟自己希望去的球队，成为今夏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据美媒体报道，韦德与公牛管理层还未展开真正的谈判，但公牛副总裁约翰-帕克森表示球队非常愿意和韦德商讨买断事宜，但前提是对球队有利。

 

　　球队高层严肃对待韦德买断事宜

　　“我们很清楚他的职业生涯所处的阶段，我们非常乐意和他共同研究买断事宜。”当被问到与韦德有关的话题时，帕克森如此回应道。

　　韦德今年35岁，即将迎来职业生涯的第15个赛季，今夏他选择执行与公牛新赛季价值238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合同，有消息称当时的韦德并不知道公牛要交易吉米-巴特勒，因此现在他希望与公牛达成买断协议，随后加盟心仪的球队，比如骑士、热火等球队。但韦德本人并没有向公牛管理层提出这一请求，他希望公牛能够先提出这个事情。

　　据帕克森透露，韦德还没有和公牛管理层直接讨论过他的未来，但公牛总经理加-福尔曼在过去数周和韦德的经纪人进行了多次交流，但并没有商讨到具体的细节。

　　“正如我在选秀大会后介绍新球员的发布会上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做出那些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所以，这件事（韦德买断事宜）需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帕克森说道，“我们非常尊重韦德，如果他不想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希望买断。但是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做出自己最感兴趣的决定。”

　　韦德曾表示自己之所以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是因为和公牛管理层就未来达成一致意见，但其中不包括交易吉米-巴特勒的信息。但帕克森认为韦德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暗指韦德为钱选择在下赛季留在公牛。

　　“在上赛季结束时，整个局面都是不确定的，你知道，我们通过交易巴特勒决定重建，但韦德在选秀大会之前就执行了球员选项，事实上他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他可以再等等。但他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他当然有权这么做。”帕克森说道。

　　韦德是在去年夏天来到公牛的，当时他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价值4700万美元的合同，并举家搬迁到芝加哥。上赛季韦德在公牛仍然保持着不错的效率，他在60场比赛中场均出战29.9分钟，能够拿到18.3分4.5个篮板和3.8次助攻，但他自2003-04赛季后首次无缘全明星赛。

中国体操蒙特利尔迎大考 老将新人能否获佳绩

　　动作质量提升，新人“抢班夺权”，天津全运会体操赛场给观众带来许多惊喜。和其他运动队全运会后享受假期不同，国家体操队马不停蹄展开集训，即将兵发加拿大蒙特利尔征战东京奥运周期第一个世锦赛。

　　今年世锦赛中国男队将派出“三老带三新”的阵容，由参加过奥运会的张成龙、林超攀、刘洋带领肖若腾、邹敬园、翁浩三个年轻选手。女队则是“两老带两新”，由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范忆琳和王妍携手刘婷婷和罗欢。

 

　　林超攀

　　里约奥运会遭遇无金尴尬，中国体操队进行深入总结，提出提高动作质量的要求，本届全运会上很多场次和选手的发挥都体现出这一点。“女子全能第一组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男子全能也不错，重点选手只有肖若腾单杠出现失误，这也是事出有因，电视转播轮次的需要让他等了两轮才上场，热身后间隔太长身体都凉下来了。”国家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认为国家队选手成功率普遍较高，是本届全运会一大亮点。

　　邹敬园、翁浩，陈一乐、黎琪等小将集体爆发，首次参加全运会就挑落一众世界级名将收获金牌。新星涌现对于中国体操无疑是一大利好，但队伍更希望通过全运会发现问题。“我们在女子自由操、跳马，男子自由操、单杠相比国际水平还有差距。男子全能只有前四名得分超过86分，后面选手差的就比较多。”叶振南指出，东京奥运会采用的是4+2模式，4人比团体，这意味着队伍对全能选手要求更高了。团体433的计分模式下，男团平均每个运动员要上场4项，都要计入最后得分。不仅是全运会，通过今年亚青赛和刚结束的横滨青少年邀请赛，国家体操队也对后备人才的全能水平产生了危机感。“青少年男子选手与日本在全能上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狠抓后备人才的全能训练，我们在2019年新推出的国际青年锦标赛以及后面巴黎、洛杉矶奥运会上将面临团体水平明显下降的危机，因此接下来国家队的梯队建设以及全国范围的青训布局都要进行整体设计和安排。”

　　本届全运会，邹敬园的双杠、翁浩的鞍马、刘洋的吊环、范忆琳的高低杠等都展现出冲击世锦赛单项金牌的实力。考虑到全运会上范忆琳使用的高低杠难度6.3的成套，欧美也有一些选手能达到这个难度，国家队教练组已经帮助她恢复到难度6.5来增加世锦赛冲金竞争力。邹敬园在今年世界杯、全运会中的双杠成套完成分都在9分以上，世锦赛将是他的一次更为重要的检阅。“世锦赛上邹敬园要面对奥运冠军乌克兰选手维尼亚耶夫等高手，这位选手的难度与邹敬园差不多，但规格质量稍欠。能否在世锦赛面对强手依然拿到高完成分，是对几个年轻选手的考验。”叶振南表示，队伍为参加单项角逐的选手都准备了两套预案，有一套难度稍低的成套要靠质量去取胜，还有一套难度储备更高的动作以备不时之需。

　　在全运会上收获信心，去世锦赛接受更大考验，期待国家体操队能踏实迈出东京奥运周期起势的第一步。

百炼不如一走 但每天走路别超这个步数

 

　　“一起吃饭，不如一起出汗”日渐盛行，走路这种最实惠的养生法，已经成了健康生活的象征。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最新调查显示，46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日均步行4961步；中国香港地区排名第一，为6880步；中国大陆位居第二，为6189步。

　　在走路这件事上，中国人的积极性稳居首位。

　　然而，走得多不代表练得好。《生命时报》邀请权威运动专家，提醒你锻炼也要“悠着走”，否则可能走出疾病。

　　百炼不如一走！但每天走路别超这个步数

　　快步走，每天别超6000步

　　现代人在运动上，存在两极化问题。很多中青年上班族，习惯了开车出行，运动量大幅下降，以至于体力虚弱、体重上升；另有一些人则热衷于每天晒步数、拼名次，导致运动过量。

　　运动专家说：“以我自己为例，最开始参加微信晒步数时，每天走1万步，大概能排到前十名。但后来，1万步的运动量只能排到三四十名，很多人每天步数高达2万~3万步，这就已经过量了，有可能起到反作用。”

　　“晒走族”在朋友圈比拼步数

　　为了健康，每天要走1万步，但这个1万步也要分情况看。

　　如果是慢步行走，包括每天零散的步行，1万步的运动量可以接受，但如果选择快步走，每天6000步足矣。

　　人人都犯的5个走路错误

　　走得多

　　人在剧烈运动时，体内会产生较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素，当这些激素增加到一定量时，会使脾脏产生白细胞的能力大大降低，致使淋巴细胞中细胞活性大大降低。

　　速度快

　　对于走路和跑步而言，强度就是速度，强度过大容易发生运动伤害。比较常见的有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

　　早起猛走

　　不吃早餐或不补水就出门“狂走猛跑”，会导致血糖过低。早起时，人体血液更黏稠，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患者，运动风险更大。

　　此外，凌晨是心血管病高发期，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动。

　　严寒酷暑无阻

　　研究表明，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一热一寒，是心脑的“大敌”。目前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避免过度运动。

　　靠走路减肥

　　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量越多，器官负担越重，但如果再进行超负荷的运动，器官的负担则翻倍，久而久之，加快器官衰老。

　　5种走法，花式养生

　　1、倒着走治腰疼

　　对久坐的人来说，通过倒走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和腰背酸痛。

　　倒走时应尽量选择平整的路面，周围人比较少的环境，可以采用正走和倒走结合的方式，每天走半个小时，使身体各部分肌肉都得到锻炼。

　　2、走一字步缓便秘

　　走一字步的要领是左右脚要轮番踩在两脚之间中线的位置，左右脚掌着地的同时，分别向左右两侧扭胯，上身保持放松。

　　这种走路方式会带动胯部扭动，有助于增加腰部力量，刺激肠胃蠕动，能有效防治便秘，每天走500米就够了。

　　3、踮脚走能护肾

　　踮脚走路时，前脚掌内侧、足大拇指起支撑作用，而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太阴脾经经过此处，按摩足三阴可温补肾阳。

　　每天踮起脚走10分钟左右，中间可以走走停停，累了休息，达到刺激穴位的目的就可以。

　　4、边拍边走呼吸畅

　　左脚向前迈步的同时，双手向身体两侧打开，在左脚落地的同时，右手轻轻拍打左胸，左手则向右侧后腰处拍打。然后换方向，一边前进，一边拍。

　　坚持可锻炼肺部，有助呼吸通畅。

　　5、走走跑跑燃脂肪

　　运动时，可以先快跑15秒，然后走路45秒，这样交替运动20分钟。也可以快跑60秒，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交替进行30分钟。

　　这种运动强度更高，并且能减少运动后的酸痛和疲劳感。

【原创】揭秘：郁达夫为何甘愿当“房奴”

　　 

　　郁达夫杭州故居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提起郁达夫，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曾是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早期发起人，也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这位生于1896年12月7日的浙江历史文化名人，于1945年9月17日因叛徒告密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残酷杀害了，时年只有49岁。 

　　如今，在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有一座中式花园别墅，取名叫“风雨茅庐”，匾额由当时学人马君武所题，这便是郁达夫故居。据有关资料，它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是郁达夫在1933年4月为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据说，当时鲁迅先生还劝阻过郁达夫呢，并且题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样一首诗：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这首诗的一、二句说，古时杭州暴君钱镠虽死犹在，而如伍子胥般正直之士已无处可寻。三、四句说，高飞之雄鹰不应留恋风和日丽、整齐草丛，山坡之上长满花草势必会遮盖住巍峨之山峰，也就是，说杭州平旷的地方是容不下雄鹰的，飘着梅香的小山往往被高山大岭压抑着。五、六句说，报国的岳飞至今还被冷落在坟坛，隐居的林逋也落得一个凄凉结局。七、八句说，面对将让你受上述种种委屈的杭州，还不如搬迁到自由度更为辽阔之土地上，任风波浩荡，去抒发自由之情感。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郁达夫当时从大上海搬家到杭州居住，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极力劝阻，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所迫，那为什么仍然要选择在杭州安家定居，并且还是举债购地建造房屋做一名“房奴”呢？事实上，当时的郁达夫之所以这样做，从自己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综合考量，也是一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 

　　据建筑专家实测，当时“风雨茅庐”占地面积为1亩8分多，为砖木结构建筑。若按地皮价1000块大洋核算，当时的地价应为每亩556块大洋左右。又据经济史专家考证，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价极其昂贵，每亩的平均地价高达150000块大洋以上。而与地价高昂的公共租界相比，即使是水平偏低达105倍以上的上海华界地价，平均估价也达到了1428块大洋。在整个华界可用地面积64.7万余亩之中，真正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只占一小部分，大致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其余的则几乎全是农地。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郁达夫后来在《移家琐记》中这样写道：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关于白色恐怖，郁达夫在文中并没有提及，这与他当时的不佳处境有关。他当时身在与国民党右派对立的左派文艺队伍中，他曾撰写文章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春“左联”成立，他是“左联”成立的发起人之一，“左联”与鲁迅结合，也是他作媒介。尽管如此，“左联”成立后，他表示不愿意参与其事，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更不愿意担空名而不做事，便在“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时宣布退出了。 

　　1932年11月10日晚，郁达夫在杭州的一间旅舍里，给爱妻王映霞写了一封信，提到重要的投资决策——“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后来，郁达夫的确卖掉了他那本著名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版权，买了这块地皮。 按那时物价，“风雨茅庐”还需4000块造房子。地皮选在一庵堂旁，借债买新房，再靠写文章还债，成为郁达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房奴”生活状态。所以，如果此时郁达夫选择在上海做房奴，再怎么精打细算，他都要付出几乎三倍于杭州的置业费用；而且还极有可能买不到一块“熟地”，只能在秧田泥地里进行土地整理。如此看来，在上海做“房奴”成本太高，甚至首付都拿不出来，看来郁达夫选择在杭州购地置业、举债建房，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精明。 

　　对于郁达夫当年缘何选择在杭州当“房奴”，其爱妻王映霞在上世纪末写的《我和鲁迅先生夫妇》一文中，其实说得更直白、更全面、更客观： 

　　我和郁达夫结婚后，一直居住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几年下来，我对大都市的生活有些厌倦。我生于风光明媚的杭州，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琐记》中明确写着，此次迁居是为了生活，迫于经济。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为逃避白色恐怖，他在《迁杭有感》中有“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的诗句。 

　　至于郁达夫这座故居为什么“风雨茅庐”，事实经过是这样的——郁达夫原来想“以茅草代瓦，以涂泥来作壁”，盖“五间不打不小的平房”，结果却盖成了一个有“高台基石”，分上下两层，包括很多房间，房间“涂上了红漆，嵌上了水泥”的住宅。郁达夫虽然觉得“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不符”，但还是认为，跟有钱人的房子比，自己这房是“贫民住宅”，仅仅是自己“避风雨的茅庐”，就仍叫它“风雨茅庐”。郁达夫所谓的“避风雨”，是指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当然，除了“避风雨”，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原创】结婚七年后 蔡元培为何定下《夫妻公约》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一生的言行，确有许多令人景仰的方面。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婚姻观，这位革命的先行者，用“男女平权”的民主思想，帮助妻子破除了封建枷锁。

　　1889年，蔡元培在父母的包办下迎娶了他的妻子王昭。在婚礼之前，蔡元培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为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绝对不能和他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艰难的维持着这段婚姻。

　　就这样一晃过了7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夫妻关系才逐渐融洽。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称自己为“奴家”。受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蔡元培逐渐有女权意识，便要求王昭改口，而且他也意识到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下了著名的《夫妻公约》，详细地说明男女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的是夫妇同心，两情融合；并强调重新调整夫妻关系，力求男女的人格平等，让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蔡元培的不断启发下，王昭慢慢理解了公约的意义，不再缠足，也破除了对鬼神的迷信。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尽管《夫妻公约》是一个世纪前蔡元培的婚姻观，但对于现在的婚姻生活仍具有借鉴意义。夫妻之间有矛盾是常事，关键在于理解与沟通。我们总是指责对方的错误，放大对方的缺点，只会陷入婚姻的怪圈，徒增烦恼。不如重温《夫妻公约》，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多为对方着想，如此，才能做到夫妻关系融洽，家庭幸福和睦。

【原创】这才是牛人！中国古代工匠祖师跨界排行榜

　　供奉祖师爷是工匠精神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载体。能够成为行业祖师的自然都是那些不同寻常的牛人，细数各行各业的祖师爷们，我们会发现这些牛人中更是不乏跨界高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谁的祖师更能跨界。

　　跨界排行榜第十位：乞讨业

　　行业学霸：武  训

　　祖    师：韩熙载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即位，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上榜理由：韩熙载爱扮作乞丐，到各妻妾房前乞讨，因而被乞讨业尊为祖师。凭借一幅《韩熙载夜宴图》名垂青史，历来为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其本人虽没有做过真正的乞丐，但毕竟演练过乞讨的行为，鉴于韩熙载本人的小众影响力，并且其行为与乞讨业也算是有些关联，只能屈居榜末。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九位：皮鞋业

　　行业学霸：沈炳根

　　祖    师：孙  膑

 

　　孙膑，齐国（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也称《齐孙子》。

　　上榜理由：孙膑因受膑刑，双脚不能行走，又不能支撑起来。于是就设计了一种类似于高腰皮靴的鞋，因此被皮鞋业尊为始祖。作为中国历史名将，唐德宗时将孙膑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虽说是被迫为自己设计出一款“高腰皮靴”，毕竟与现代皮鞋制作原理相同，跨界指数不高，只能位列第九。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八位：豆腐业

　　行业学霸：苏  轼 李时珍

　　祖    师：刘  安

 

　　刘安 (公元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刘安是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由他所著的《离骚传》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他曾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亦称《淮南子》， 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

　　上榜理由：豆腐制作之法最早出现于《淮南子》一书，刘安作为 《淮南子》一书的策划及组织者，自然算是贡献最大的人。虽然说刘安招揽方士肯定不是为了制作豆腐，更不可能亲自操作造出豆腐，但人们还是愿意将中国豆腐创始人的头衔放到他的身上。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七位：烤鸭业

　　行业学霸：王春隆  艾广富

　　祖    师：朱元璋

 

　　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史称明太祖，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话说朱元璋称帝后定都南京，他酷爱吃鸭肉，但水煮、红烧、清蒸的鸭子吃多了便觉得腻烦，整日闷闷不乐。宫廷御厨们绞尽脑汁，改变了传统烹制方法，采用果木炭火挂炉烘烤，使鸭子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被朱元璋命名为“烤鸭”。

　　上榜理由：因为爱吃 “烤鸭”，而被尊为这一行业的祖师爷，实在有些无厘头，不过人家毕竟亲自为“烤鸭”命了名，也不是毫无关系，加上朱元璋超高的群众基础，上榜应该没有问题。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六位：糕饼业

　　行业学霸：吴宝春

　　祖    师：诸葛亮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

　　上榜理由：诸葛亮用牛马肉做馅，外包面粉作成馒头来替代祭祀，史书上说得明明白白，那是用来祭祀神灵的，并没准备给人吃，但有一点，那就是镘头确实是诸葛亮的首创。鉴于诸葛亮的超高人气，可在榜中争到一个较好的位置。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五位：涮羊肉业

　　行业学霸：丁德山（东来顺创始人）

　　祖    师：涮羊肉业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

　　上榜理由：据说忽必烈南下作战,战斗间歇时忙着吃饭,厨师来不及做传统的炖羊肉,就将羊肉切薄片用沸水涮,发现味道甘美异常,从此流传开来。本次入榜也近年来涮羊肉火爆不无关系。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四位：剃头匠

　　行业学霸：待定

　　祖    师：关  羽

　　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又称美髯公。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因使大刀被剃头匠等多个行业尊为祖师。

　　上榜理由：具有“武圣”高大上的名头，又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可因为用大刀就被剃头匠尊为祖师，关老爷地下有知，不知要作如何感想。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三名：戏曲业

　　行业学霸：程长庚  梅兰芳

　　祖    师：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于延和元年（712年）8月3日即位，是为唐玄宗，改元先天，在位44年。

　　上榜理由：唐玄宗曾召集歌舞艺人与宫女在梨园学艺，并时常亲自执槌击鼓演奏配乐。因而，后世均称戏曲艺人为“梨园兄弟”。戏曲的出现肯定早于唐代，所以李隆基最多也只能算个爱好者，可谓是半路杀出个祖师爷。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二名：裁缝业

　　行业学霸： 侯健

　　祖    师：轩辕氏(黄帝)

 

　　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因居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

　　上榜理由：因传言黄帝曾教民众用骨针穿麻线缝树叶和兽皮做衣，故被缝纫业尊为祖师。黄帝为后世尊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按说尊其为所有行业的祖爷也不为过，但偏偏被裁缝业认作祖师，总让人有些怪怪的感觉。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跨界排行榜第一名： 绦带业

　　行业学霸：待定

　　祖    师：哪  吒

 

　　哪吒，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人物之一。哪吒信仰兴盛于道教与汉族民间信仰。在道教的头衔为中坛元帅、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三坛海会大神等，俗称太子爷、三太子。对于其角色的记载源于元代《三教搜神大全》，活跃于明代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多部文学作品中。

　　上榜理由：先不说哪吒纯粹是一个传说人物，就是凭借其抽了龙王三太子的龙筋，给自己的父亲做了条束甲的故事，便认定其为绦带业祖师爷，这界跨得，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

　　人气指数：★★★★★

　　跨界指数：★★★★★　

“魏晋清谈”到底是啥 类似于“达人秀”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杨民仆，原题：《魏晋清谈到底是什么?类似于现代“说话达人秀”》

　　清谈是两晋的特产。哪个人不会清谈，就像现在不会打高尔夫球一样，进不了上流社会。名士们举办高级沙龙，娱乐活动主要就是清谈。

　　清谈到底是什么呢?

　　一般都是谈哲学问题

　　先来说说清谈的形式。

　　人数：两三个、七八个或者十几个，很随意，大家高兴就凑一起。

　　地点：陋室中、树林里、山坡上、溪水边，哪儿舒服就在哪儿。

　　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只要觉得爽，通宵也可以。参与的人比玩网络游戏都来劲，像打了鸡血似的，越说越亢奋，毫无倦意。

　　内容：多是哲学问题。比如“世界万物生于有，还是生于无?”“一个人听了音乐会高兴或者悲伤，那么高兴、悲伤是源于音乐、还是源于人本来的心情?”

　　谢安曾问殷浩：眼睛可以看到各种形象，那么这些形象是进入眼睛了呢，还是没有进入眼睛?

　　总之，主题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就看谁观点新奇，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刺出一剑”，又能不着痕迹收回来，让人大呼过瘾。

　　过程：一般人多的时候，开始会七嘴八舌，但往往其中有两个绝顶高手，来回辩论，相互驳斥。其他人就都插不上嘴了，变成如痴如醉的听众。

　　类似于现在的“说话达人秀”综艺节目《奇葩说》，由马东主持，请蔡康永、高晓松、金星等人担任嘉宾，多个选手分成两派。每期规定一个主题，比如“好朋友的恋人出轨，你要不要告诉好朋友?”“婚后遇见此生挚爱，要不要离婚?”等等，然后两派唇枪舌剑，看谁更犀利、更机智。

　　清谈缘于儒家的没落

　　那么清谈是怎么来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文人对儒家的信仰崩塌了，道家填补了心灵的空虚。

　　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思想是自由的。汉武帝上台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变成“主科”，成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其他学说都成“副科”，不用参加全国“统考”，读多了没什么作用。

　　儒家的主导思想是：社会是有病的，读书人要立志成为拯救天下的“医生”，良方是“仁”和“义”。到了东汉末年，贪污受贿盛行、国家糜烂不堪，卑鄙无耻的人做大官，正直有学问的人被排挤，甚至被砍头。

　　大夫们越来越困惑：读这些“破”儒学经典有什么用?难道为了当官就可以不要脸?曾经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

　　道家不失时机“插足”进来，轻声地问：你心中有烦恼吗?是想不开吗?那是因为你没有放下。人生的痛苦和快乐，都是来源于你的内心。心是苦的，人生便如苦海无边;心是甜的，人生处处都是曼妙风景。

　　如同现在的心灵鸡汤，在士大夫的“朋友圈”发疯似地流传蔓延。一方面是因为关在儒学的屋子里太久了，死板沉闷，透出僵尸的味道。突然窗户打开，吹来了一阵清新之风;另一方面，可以忘记现实的苦痛，在麻醉中得到暂时的快乐。

　　于是道家思想开始兴起，西晋有两个出名的“大师”，叫何晏、王弼，他们的秘密武器是三本书：《庄子》、《老子》、《周易》，合称为“三玄”。他们为这三本书加上自己的注解，到处做宣传，称为“玄学”。

　　“清谈”开始粉墨登场。

　　清谈内容的变化

　　“清谈”一开始既谈“儒”，也谈“道”。后来专谈“玄学”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道家和儒家，最早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仇人”，而是“你中我有，我中有你”。两者有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老天有他自己的规律，如果符合这个规律，就是正确的，称为“道”。

　　不同点在于：儒家认为，人要通过老师的指点、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才能找到“道”，主张“有为”;道家认为，人只要顺应自然，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争，就是“道”，主张“无为”。

　　就像教育小孩一样，儒学认为他要天天学习，才能找到真理;道家认为，玩是小孩的天性，小孩想玩就玩，管他干吗?一开始双方有交叉。那就是：教育也要符合小孩玩的天性，主张“寓教于乐”。这样，儒和道就融为一体了。

　　大名士王衍，是清谈的高手，他问阮修：老庄和儒学有什么不同呢?

　　阮修说：将无同。

　　这三个字意思是：恐怕是相同的。王衍非常赏识他的这句话，就任命他为曹掾，相当于在官署里担任一个差事。阮修也被称为“三语掾”。

　　变成了“慢性毒品”

　　但是后来二者分道扬镳，儒者成“正人君子”，道者成“放荡浪子”。

　　司马氏夺权后，一半人跟着司马氏升官发财，就力挺儒家，主张“入世”;一半人是曹氏的忠臣，不愿意和司马氏合作，但说多了又怕被杀头，力挺道家，主张“出世”。

　　“出世”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行动上，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满，与传统彻底决裂，变得乖张怪异，赤身裸体、天天喝酒，调戏女人等等，或者像个乞丐、精神病，像个行为艺术家;

　　二是说的话让人听不懂，似是而非，高深玄远。他们的格言就是：莫谈国事。

　　于是他们躲进山林，不问世事，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说的话从理论到理论，为一个词的意思绕来绕去，清谈变成专谈“玄学”了。

　　到了东晋，清谈更加盛行。原因就是北方的名人逃到了南方，狼狈不堪。但又放不下臭架子，跑到了南方人地盘上，还担心南方人看不起。

　　没钱又没势，怎么办呢?唯一剩下的就是高深莫测的玄言，其实就是“装逼”，让别人觉得他们还是贵族，还是“高大上”。他们相互标榜，形成风气。其中谁突然说出一个新的观点，思路奇特，就成了众人的偶像。

　　庾亮曾去拜访周顗，周顗说：您喜悦些什么，怎么忽然胖起来了?

　　庾亮说：你又忧伤些什么，怎么忽然瘦下去了?

　　周顗说：我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只是清静淡泊之志一天天增加，污浊的思虑一天天去掉就是了!

　　一时广为传诵。

　　清谈一开始有积极意义，后来就和“五石散”一样，是个慢性毒品。刚吸让人神清气爽，但天天沉湎其中，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而且这些人不干实事，又瞧不起埋头苦干的，完全是银样蜡枪头，绣花枕头，没有实际作用。

　　清谈和另一个词是“难兄难弟”，那就是“误国”。说西晋亡于清谈并不过分。

　　在司马昱执政时期，清谈派势力很大，桓温也是清谈高手，但内心非常鄙视这些名流。

东山再起：辞官隐退后再度出任要职

　　东山再起指比喻辞官隐退后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败后，恢复力量再干或者失势后重新恢复地位的情况。是一个褒义词，多用来形容好事情或者好人重新归来，而如果形容坏人坏事的时候往往使用“卷土重来”，所以二者虽然是近义词但是褒贬有别。

　　东山再起的主人公谢安

　　谢安(公元320-385年)字安石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的指挥者之一。

　　东山再起的故事

　　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东晋时期的谢安，少年时候就很聪明，不仅学识很高，而且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谢安年轻时不愿意做官，任著作郎不久便以有病为借口辞官归家。隐居在浙江会稽的东山，经常与王羲之、许询等一起游山玩水，写诗作文。朝廷知道他很有才干，征召他做吏部侍郎，也被他拒绝了。后来，征西大将军、明帝司马绍的女婿桓温请谢安做司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答应，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谢安将要出任的那天，朝廷的官员们都前来送行。这时有位中丞名叫高菘，同他开玩笑说：“你过去高卧东山，屡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出来做官，想不到今天到底出来了！”（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安听了这话，感到很羞愧。东山再起的典故就从这里诞生了，这个四字成语就是从高菘说的这句话中总结出来的。

　　谢安到了桓温幕府，桓温很高兴，两个人交谈了一整天，言语间甚是投机。谢安后来官至宰相。桓温死后，他接替桓温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在前秦国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他派弟弟和侄子为大将，领兵迎敌，击败了苻坚的百万大军。

　　东山再起的典故《世说新语·排调》：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椅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习近平晤李显龙：中新要坚持相互理解尊重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谭晶晶)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9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习近平指出，保持高层接触是中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良好传统，也是中新关系紧密的体现。相信总理先生此次访问将深化中新传统友谊，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强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新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要坚持相互理解和尊重，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新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方面立场相近，观点相似，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等机制作用，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合作内涵，深化全方位合作。要继续加强人文交流，多做促进民心相通的事情，使中新友好传统得到更好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两国合作重点，希望双方建设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并在地区层面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李显龙表示，我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对新中关系的评价。新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迅速变化，新加坡希望更加密切地同中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力资源等各领域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造福两国人民。新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本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外媒：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令世界称羡

　　 核心提示：这些初创企业是中国涌现的新一批创新型年轻企业的一部分。几年前，中国式创新意味着模仿和假冒，而现在的创新驱动力来自大胆且具有才华和全球思维的新一代企业家。

　　参考消息网9月23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9月22日发表文章称，许多中国最有前途的企业家最近云集深圳蛇口，出席硅谷科技网站TechCrunch组织的一次会议。然而，被称为“BAT”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却在滴滴出行（一家将美国优步公司挤出中国的叫车服务企业）和ofo小黄车（一家正走向全球的共享单车初创企业）等初创企业面前黯然失色。

　　为“中国式创新”正名

　　文章称，这些初创企业是中国涌现的新一批创新型年轻企业的一部分。几年前，中国式创新意味着模仿和假冒，而现在的创新驱动力来自大胆且具有才华和全球思维的新一代企业家。投资者正投入巨资押注这些企业。2014年至2016年，大约77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中国企业，高于2011年至2013年间的120亿美元。去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居全球之首，在其他领域也正在接近全球领跑者美国。

　　根据最近的一项评估，中国89家独角兽公司（指估值不少于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的总估值超过3500亿美元，逼近美国独角兽公司的总估值。身家达10亿美元的富豪中国有609位，而美国有552位。

　　生存优势非常明显

　　文章分析，关于为何中国坚定的企业家能够迅速扩大他们的业务，存在三大原因：

　　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规模足以让企业仅依靠国内的成功就可发展壮大。中国国内的语言和文化比欧洲更统一，中国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和无线宽带）很新且质优，与美国不同。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第二，中国购物者胃口极大且愿意冒险，这对拥有好产品但品牌不知名的创新者而言是一大优势。中国顾客还异乎寻常地渴望接纳技术。中国的手机和宽带网络普及率很高，使得初创企业能够以低成本打入巨大的市场。而且，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无现金国度。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额去年增长3倍多，达到8.6万亿美元，而美国仅为1120亿美元。因此，中国迅速涌现出一批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而且是许多全球最有价值金融科技企业的诞生地。

　　第三，从通信和银行业到医疗保健，这些行业效率低下，甚至对消费者态度欠佳。这使得把顾客放在首位且使用最新技术的中国新公司，相对于发达市场中的同行来说，能够更轻松地超越本地区的其他现有企业。

　　中国政府支持初创企业，加快了交通等领域的创新速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戴维·弗雷认为，这是中国电动汽车注册数量和充电设施数量均远超美国的原因之一。

　　佼佼者将脱颖而出

　　文章称，单车之战是中国共享经济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ofo和摩拜是两家相互竞争的共享单车独角兽企业，估值均约为30亿美元。它们已将简陋的单车重新设计，使其成为与云服务器连接的智能设备。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都是各类竞争者提供的色彩明亮的单车。由于追踪技术使得没有必要再建专门的停车设施，因此可以在任何地点存取这些单车。这一便利性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ofo正率先使用一种信用积分系统，奖励表现良好的用户，惩罚行为不端的用户，例如将单车停在道路中间的用户。

　　文章认为，中国的新企业家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他们仍可能在许多方面遇挫。中国的高强度创新也可能导致企业发展之路充满坎坷。一些企业引人注目的崛起可能伴随着其他企业的快速陨落。即便如此，还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将克服这些障碍，及时加强竞争力，并四处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一家中国初创企业甚至可能为全世界带来最难以捉摸的发明——会飞的汽车。

　　

　　一名男子20日在美国华盛顿街头骑摩拜单车（法新社）

惠帝朱允炆下落之谜，是出家还是归隐

 

　　1399年8月，燕王朱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全国的经济，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藩国。但燕王的领导能力、高素质的军队却非朱允炆可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直至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燕王。

　　建文朝廷曾从朝鲜输入许多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公开表示支持朱允炆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能影响一败涂地的战争结局。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橞(huì)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京师遂破。燕兵进京，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残骸，已经不能辨认，据太监说它们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的尸体。朱棣登位后，将忠于建文的诸臣剥皮的剥皮，下油锅的下油锅，把他们的女眷罚到教坊司当官妓，实行残酷的“转营”，即轮流送到军营中去，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男子的凌辱，情况还要经常报告朱棣，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但朱允炆的下落终成为一件悬案。谁也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当时官方的记载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称帝了。朱允炆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清代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则认为燕军破城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它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建文帝三人剃了头，换上了憎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怎么知道我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兵临城下，把紫禁宫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建文帝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寻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机。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词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虽然朱棣宣称在宫中找到建文帝的尸体，并为他举行葬礼，但朱棣对建文未死的传言不敢掉以轻心。溥洽是建文帝主录僧，《明史·姚广孝传》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濴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直到姚广孝病危时请求朱棣释放溥洽，溥洽才获释。

　　有野史记载，建文帝离宫后出家为僧，云游四方。有诗云：“阅罢楞言磐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嶂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传言此诗作者是建文帝，但未证实。

　　另有一说建文帝逃到东南亚，野史传闻郑和下西洋其中任务之一便是寻找建文帝。

　　2006年6月，有学者发现怀疑是建文帝的踪迹。新华网引述江西省学者官涛称，建文帝在“靖难之变”后与随从在江西三清山隐居，并化名为“詹碧云”的全真道人，死后葬于其兴建的三清宫内。

明朝招生指标：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毕业生

　　“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

　　“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

　　入监读书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

　　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议的，是时拥有进士“学位”、相当于今副处级干部的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明景泰年间

　　进国子监需“米八百石”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

　　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类似于今县重点中学或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生想“专升本”（大概这意思吧），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二品官员一年俸禄

　　不够一个“入学指标”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会明白。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

　　以当下（2017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价2.50元的行情来算，明朝100石米能卖35400元人民币；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米来算，也不过28.32万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现在，每亩产量已达1500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创造了亩产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如果是100石米，便轻松了，可买5至7个招生指标。

　　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民国中小学教师：没钱没地位 怎么熬过来的

　　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属于一般知识分子，又称为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与大知识分子相比，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稍逊一筹，工资待遇上更相去甚远。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时候，初出茅庐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仅不能获得优厚的薪水待遇，甚至想领一张长期饭票，都是不容易的。

 

　　电影《驴得水》中的民国小学教师群体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公办学校共五万多所，学生达到450万人。相比九年前，学生人数增长三倍。国内院校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有大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正苦苦追寻着国内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城市社会聚集了一大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前途渺茫的年轻人们。当时的毕业生，比较理想的工作出路有三条：当教师、做政府公务员、去文化出版机构做个编辑。在校园里谋一份教职是相对体面而且安稳的工作。因此，许多毕业生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1909年，80后青年（1880后）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这一年的鲁迅已经28岁了，海外留学经历使他能够获得一份省会城市的体面工作：当老师，领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这年的夏天，他在杭州的一所师范学校做起了化学和生物课老师。那时候还没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条件，他不能依靠给学生办理化生辅导班挣外快，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业余兼职为一个日本教员做植物学翻译。

 

　　少年迅哥

　　当鲁迅在省会城市苦苦打拼时，90后少年（1890后）叶圣陶正在草桥中学读书。两年以后，年轻的叶圣陶进入一所乡镇小学工作，职务是语文老师。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乡村小学教师，后来成长为著名作家、教育家。

　　和叶圣陶同样是90后的一大帮文学青年，此时都正“蛰伏”在中小学老师的岗位上，命运之手尚未向他们伸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让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去俯瞰他们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一个名叫舒庆春的文学青年，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正在南开中学担任中学老师，他以后的笔名是震动中外文坛的“老舍”。此时还在县立小学当着历史和地理老师的胡琴斋，不久之后又转到私立小学，因受不了同事排挤和家里催婚，他改行从军，日后竟然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他就是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比他们年纪都要小很多的万家宝，在1933年的秋天应聘到保定明德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他后来的笔名叫曹禺。刚刚步入职场的他们，暂时看不出会有什么光彩的将来。

　　工资

　　没钱，没地位，未来是个未知数，这种迷茫和失落感，相信刚刚工作的同事们都有感触。鲁迅在杭州工作一年以后，卷起铺盖卷儿，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辞职，到绍兴中学堂（即今天的绍兴市第一中学）去做教务长。在当时，一所中学的专任教师月薪大概在70元至100元（兼职老师每小时薪水4到8元），而教务长的工资是80至90元。中学老师的月收入和师范学校教职员差不多。那么，鲁迅的工作收入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据圣约翰大学学生在1917年所做的调查，“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到了20年代末，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一般为15.8元、女工月工资一般为12.5元；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一个双职工家庭，月工资收入一般在28至32元左右，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以城市工人的生活收入来看，鲁迅的薪水在当时并不低。但是，他必须要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继续供养老家的生活以及支付弟弟的费用，这使得他必须努力挣钱才能勉强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基本体面。

 

　　武进县奔牛小学全体教职员合影

　　和鲁迅比起来，小学老师们的工资相对低微。他们的工资大概只有中学老师的一半。在不同城市、不同学校，老师们的收入还有很大差距。在一线城市，以北京为例，小学老师的月薪是38到50元。这份收入也还是不错的，而且，当时北京的房价很低，一个小学老师拿出两年的工资就能买下“西三条四合院那样的房子”，如果租房的话，一套四室的房子，月租金平均是6元。要是租一个单间就更便宜了，十几到二十几斤大米就行。

　　不过，在二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老师的工资就低很多。以河北省为例，高等小学教员的月薪平均20元，初等小学教员月薪平均13元，而乡村小学教员，每月不过四五元而已。甚至有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工资只有120吊京钱，被舆论认为“素称寒苦”。叶圣陶当时的待遇，就属于这个行列。在《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有一篇专门针对小学老师的问卷调查。其中选择“不满足现状”的72位小学老师，其原因主要是“不满足于薪水”。

 

　　老舍画像

　　白天与夜晚

　　如果满足于安心做中小学教师，无声无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做稻粱谋，其实完全能够生活下去。但是这种人太多了，命运多半不会有兴趣青睐他。有些人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在下课后，忙完工作之余，他们默默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或者笔耕不辍给媒体供稿，或者自己做研究做实验、或者充电学习。

　　在一次对民国小学老师的问卷调查中，86位老师中，有13人的目标是想“升学或求学”，这是所有目标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多的。还有想要改行经商的，共有8人，从事实业的有6人。此外，其他人目的各不相同，竟然还有两人“意欲谋点大事”。不知道这两位老师最后的愿望达成了没有。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辛苦，想要在业余发展个人追求是不容易的。仅就上课一项而言，那86位接受调查的小学教师，平均每人每周的上课时间是21小时50分钟，最少的人是6小时，最多的每周要上34小时。不少教师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下课时陪小学生玩耍几分钟。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是不多的。

　　不过，谁年轻时不是忙过来的呢？重要的是不能停下学习的脚步。一个人最重要是时间是下班后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支配的。已经工作的人，他找的工作未必和所学的专业对口；即便对口，也未必是他喜欢的工作。他真正的兴趣和追求，往往要通过下班以后的时间实现。胡适在给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写的毕业赠言中也说过，“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更重要。”

　　有人说，当了老师以后，又要教课、备课、批改作业，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就算我下班后立志在家做学问，但是我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有条件做学问？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也解答过，他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因此，在中学教书时的老舍，默默地开始给校刊投稿，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小铃儿》，而他在学校当老师的经历，也为以后创作《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北漂最初几年的鲁迅，正潜心做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后来在老同学钱玄同的邀请下，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稿件，这就是《狂人日记》。工作时的沉潜，是为以后的升华打下基础，此时，请千万别忘了叶圣陶那句名言：“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地带！”

 

　　风靡全国的《新青年》

　　时机

　　出来混，谁还没失败过？谁没被排挤过呢？鲁迅描述自己当时的四处碰壁，在连续失去两份工作后，“第三年又走出，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

　　比鲁迅更惨的是毕业后的叶圣陶，在乡镇小学工作了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终却被排挤出校，失业后的他处境尴尬。胡宗南因为与同校老师竞争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结婚，面对工作和婚姻的双重不幸，他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被学校排挤、求职被拒绝，此时的他们都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但是，强者们不会像一些懦弱无刚的人那样自怨自艾、垂头丧气，而是更加努力地寻求属于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明白：时机有两种，一种是被动获得的，一种是主动抓取的。被动获得的时机往往是以痛苦的形式展现出来。虽然城市书店里少了一个编译员、偏远农村里少了一个教师，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了两名巨匠。失去小学校长职务的胡宗南，后来反而成了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一员大将。可能这些就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当某些人已经具备足够发生质变的条件时，命运适时给予一次尖锐的刺激，迫使他们更快地转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一次次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动中，小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大知识分子一样左右社会舆论或者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们有时也会跟随大人物摇旗呐喊，但更多时间是扮演吃瓜群众的角色。在这种形势下，旁观者就要学会主动抓取时机。正确判断局势发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时机决定命运，当时机到来时，心明眼亮的人才能看清楚它在哪里。鲁迅在善于审时度势这一点上堪称杰出，因此辛亥革命发生后，早已心向革命的他在绍兴光复后“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鲁迅此后的人生走入另一个阶段——“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胡适20岁的时候在华童公学当老师，教授初等英文，又教过几个月的语文课。当他听说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后，他立即抓住机会，以胡适的名字报考庚子赔款留学生。经过紧张的复习备考，最终漂洋过海到美国，于当年9月入读康奈尔大学。从此胡适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

　　人生的道路充满千变万化，谁的命运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在平庸的人裹足不前的时候，胸怀志向而准备充分的化学老师鲁迅、语文老师老舍、叶圣陶、英语老师胡适、曹禺，正慢慢铺开他们的人生画卷。他们的名字终将载入历史。

你的那些拍照pose 都是古人玩剩下的

　　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三种画科在传统中国画坛三足鼎立，长期共存。人物画作为最早成熟的画科，始终在画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受到历朝画家的追捧和重视，因而不断涌现出风格各异、面貌不同的名家圣手。人物画诞生之初带有记录功能，故有传神写照、辅佐教化的意义，甚至在某种场合还具备祭祀纪念的实际功能。人物画始于晋唐，兴于宋元，之后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很多画家将创作重心转移到山水、花鸟，以此托物言志、抒发心性。要求造型精准又需真实记录像主面容的人物画，在明清之际逐渐走向衰落期，长期被人诟病，然而果真如此吗？今天就通过几个关键词，带你快速了解明清人物画史，去认识明清时期人物画的多元化面貌。

 

　　桐荫清梦图 明 唐寅

　　自拍照

　　现今是一个人人自拍、全面直播的图像信息时代，各种图像的传播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隐私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人面前。明清时期的文艺青年是怎么记录自己的真实形象，反映自身性情的呢？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笔砚写成七尺躯——明清人物画的情与境”展览中，有一幅清代画家华喦的《自画像》。画面主体为山水布局，主人公华喦巧妙地将自己置身依坐在山石上，潇洒而又闲适的文人形象活脱而出。画面题诗“起坐捉笔砚，写我躯七尺”。为了将自己真实的面容和飘然洒脱的气质记录下来，华喦不仅为自己画像，还挖空心思设计了符合自身性格和身份的“舞台布景”。置身于山水林泉之间的他，一袭白袍，似隐似仙。这等气质雅韵，不知要甩“剪刀手”几条街。

　　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少年时便声名远播，天下尽知；他为情痴狂，“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心目中一段才子佳人的传说；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可谓无所不长。至今，他的自作诗“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依然在传颂。可是现实中的他又是什么形象？真的会如影视作品中那般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吗？在画史中，唐伯虎与沈周、文徵明、仇英一同被誉为“明四家”，是中国美术史上无法忽略的文人画家。唐寅的《桐阴清梦图》不但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唐伯虎的面容，还将我们引入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与苦闷的内心世界中。《桐阴清梦图》画面构图简洁：远处一株梧桐，近处一组坡石，一位文人躺坐在摇椅上闭目养神，仿佛正在桐荫下享受闲适的午后时光。可是画面题诗却在讲述着残酷的历史现实“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试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

　　诗中典故出自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书中主人公淳于棼在梦中来到了槐安国，迎娶了漂亮的公主，官至南柯太守，享尽富贵荣华。突然醒来后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场大梦。唐伯虎少年成名，曾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南京会试解元。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京城科考一举成名时，一场从天而降的“科场舞弊案”却将唐伯虎打入人生的深渊。锒铛入狱、受尽折磨；斯文扫地、黜充吏役。“科场舞弊案”之后，唐伯虎断绝功名之念，只得回到苏州鬻画卖字为生，自此开始“闲来写幅丹青卖”的职业画家生涯。这位风流才子虽然一生以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但是晚年的一首“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依然让我们感受到他被命运戏弄的悲凉与愤懑。

 

　　曾文正公像 清 吴新铭

　　写真照

　　中国传统绘画中常将具有肖像画性质的作品称为“写真”、“写照”。明清之际，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和城市商业化的繁荣，写真像也多由无名画师或民间画工承担。这种作品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为描摹对象，注重表现人物的面部特征，艺术手法精致而细腻，很像我们今天流行的写真照或证件照。

　　尤其明清更迭之际，很多画家为明末忠臣烈士、气节文人绘制肖像画，以此来纪念先人、砥砺后世。《张林宗肖像图》便是写真照中的典型作品。张林宗为明清易代之际著名的忠贞之士。崇祯十五年（1642）遇李自成攻开封围城，张林宗助守长达五月之久。后来敌方决黄河淹城击破防守，张林宗投水而亡。这幅作品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张林宗的遗容，而且册中还有诸多明末清初文人名士如周亮工、黄澍等人的题字，为后人研究张林宗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的“写真照”也令人印象深刻。画中的曾国藩居中而立，身后没有任何布景，面部刻画高度写实，明显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但是依然采用传统的晕染去塑造脸部的结构与五官细节，尤其是对曾国藩神情的捕捉和刻画极为到位。画中的曾国藩眼神深邃，嘴角微微上扬，若有所思。胡须遮面，右手轻捻胡须，这很有可能是他日常习惯的思考动作。

　　说是写真照，应该真实记录像主的面容，但是从现存的作品看有些画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像主进行“美颜”，以此来应对画作赞助人的审美需求。尤其是一些后人在请人绘制自己先人祖先时，常常会在心理上将自己祖上进行身份提高和容貌美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出身。不管怎么说，这些以写实为基础的“写真照”具有很强的功能性，无论是年节祭祖还是日常怀念，都为后世留下了生动鲜活的先人形态，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历史、民俗、服饰等等丰富的图像资料。

 

　　吹箫仕女图 明 薛素素

　　美人照

　　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最早的女性形象，虽然画家本意在于劝诫宫中妇女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但是却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贵族妇女日常生活中的风采。这种专门描绘女性的绘画也在画史中演变成为专门的题材——仕女画。这类作品发展至明清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明代商业市场的繁荣和书画消费市场的兴起，原本以教化功能的女性画像转向欣赏与消遣层面，出现很多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美女照”，文人墨客和富商巨贾也从画作观赏中获得感官上的愉悦。

　　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时人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社会中的奢靡之风也逐渐流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造就了一批青楼出身的女性画家，其中更以江南名妓薛素素为首。薛素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当世艳名远播，而且她常以“女侠”自称，驰马、走索、射弹等技能也不在话下。《吹箫仕女图》是薛素素传世作品中的佳作，历来被后世所推崇。画中一位清瘦亮丽的仕女正在吹箫自娱，身前双钩水仙点缀，身后有湖石、劲竹相伴，营造出一派典雅闲适的氛围。画中女子脸部五官仅用淡笔勾勒，清新雅丽，这幅画作也常被认为是薛素素的自画像。相传薛素素年轻时，她的画像曾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引得追随者无数，当时的爱慕者曾向人许诺“费金钱无算”也要请薛素素入蜀。不知当年给薛素素人生情感带来诸多坎坷和不幸的是否就是这张《吹箫仕女图》？

　　中国画史上虽然不乏擅长丹青的女性画家，但在明清之前存名的却是凤毛麟角，直至明清之际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女性意识在绘画领域中的觉醒，女性画家才作为特殊的群体出现，成为传统中国画坛上一线风景。

　　借用今天几个流行的关键词实在难以概全明清人物画史中的璀璨群星和繁华盛景。明初伊始的“浙派”主力吴伟、张路；明中后期“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唐寅、仇英；晚明变形主义画家陈洪绶；除此之外，还有开创人物画坛重要写真派别“波臣派”创始人曾鲸。清代以来，禹之鼎、冷枚等开创出独具个人风格的人物画面貌，“扬州八怪”金农、高其佩、黄慎以水墨写意人物画见长；此外还有将绘画转向世俗化、市场化的“海上三任”任薰、任颐。这些画坛中的名家圣手共同开创出明清人物画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希望行色匆匆的路人们能够静下心来，在明清人物画的情境中去一探文人雅士的风流遗韵，去体味古人清逸安宁的生活心境，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一份厚重。